中国古代中枢决策程序异化制度根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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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封建统治者较早就尝试建立中枢决策的牵制机制。

汉武帝时期,不定期运用宗亲、外戚参与中枢政要,外廷之丞相等重臣受内官压制,往往“大政定方始知”。唐初三省之长均为正一品宰相,唐太宗时以二品官“参知政事”牵制相权,唐高宗以后三品、四品担任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参与中枢政要,有时宰相达20多人。明宣宗时,内阁大学士互不统属,可对各类奏章提出处理意见,即各书“票拟”以待秉承太监代皇帝“批红”。雍正时期的军机处,如同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,来自各部门、各品级的官员充任“军机上行走”,如走马灯似地轮流值班,上传下达,照章办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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